“海上絲綢之路”作為連接東西方的偉大通道，是人類認識海洋、利用海洋與征服海洋的實踐產(chǎn)物。“海上絲綢之路”的沿革軌跡，無疑受到多種時代因素的影響與制約，其中一個必不可少的因素就是航海技術。歷史上中國人之所以能航行在“海上絲綢之路”，正是由于我們掌握了遠洋航行所必需的航海技術。

　　漢代以帆舵配合的季風航海術

　　西漢張騫通西域，打通了“陸上絲綢之路”后，中國航海者開辟了第一條印度遠洋航路，亦即沿岸航行性質(zhì)的、以南亞為中介的、間接通達的“海上絲綢之路”。而另一條連接西亞與南亞的航路則是在公元47年，由亞歷山大海員希帕勒斯開辟的。在東西方航海者的共同努力下，“海上絲綢之路”終于誕生了。

　　漢代中國人之所以能踏開“海上絲綢之路”，關鍵在于掌握了以帆舵配合的季風航海術。雖然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并無明言季風航海，但從漢代有關的航期表中，仍可見端倪。據(jù)《漢書》西漢元鼎五年（前112年）與元鼎六年（前111年）遣水師攻南越王與東越王之記載可知，樓船循海南下，均值盛行偏北季風的秋冬之期。故可推測，中國航海者進入“海上絲綢之路”時，必以冬十一月前后為宜。海船由此舉帆，經(jīng)過五個月，約在次年四月航行至都元國。其后四個月，出馬六甲海峽，沿孟加拉灣東岸北上，正好趁夏季南風前進，從邑盧沒國（今緬甸的勃固）到諶離國（今緬甸的悉利）的二十余天，依然一路順風。及至秋冬降臨，海船正好再趁印度洋東北季風，沿孟加拉灣向西南航行兩個月，而達黃支國（今印度馬德拉斯附近）。

　　隋唐豐富的地文航海知識與嫻熟的遠洋季風航海術

　　漢代以后，由于中外經(jīng)濟與文化的交流仍趨頻繁，所以中國航技水平得以繼續(xù)提高，表現(xiàn)為：其一，在風帆操縱上，已能利用不同風向的“打偏”與“掉戧”技術；其二，對西太平洋與北印度洋的季風利用率大為提高；其三，具有早期航路指南意義的敘述性文字日益豐富。航技的進步，為中國航海者從沿岸航行到近海航行，準備了必要條件。南朝劉宋時期，中國海員掌握了從安息國（在今波斯灣地區(qū)）到斯訶條國（今斯里蘭卡）的兩萬里海灣航路，開辟了近海航行性質(zhì)的、直接通達波斯灣的“海上絲綢之路”。

　　到了隋唐時期，隨著中外交往繁盛和科技進步，中國海員的航海技術又有了進一步提高。一方面遠洋地文知識與具有航路指南性質(zhì)的記載愈趨豐富；另一方面，對遠洋季風規(guī)律的掌握與應用，也愈趨嫻熟，比如從賈耽記載的“廣州通海夷道”中可以看到，從獅子國（今斯里蘭卡）續(xù)航，循阿拉伯海東北岸駛達波斯灣的烏剌國（今奧波拉），僅需37天，則此行必在冬末春初進行，因其時東北季風平和，且海流呈逆時針方向，對航行十分有利。

　　宋元全天候磁羅盤導航和大洋天文定位技術

　　宋元是中國古代科技史上的黃金時代，也是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的全盛時代。在這四個世紀中，中國海員開辟了橫渡印度洋的航路，正如英國歷史學家巴茲爾·戴維遜所說，“十二世紀前后，中國船就技術上來講，已經(jīng)能夠航行到任何船只所能到達的地方去了。”宋元航海技術的內(nèi)涵非常豐富，諸如航海地理視野的開闊，地文定位技術的深化，敘述性航路指南的成熟，航用海圖的使用等，但最重要的則是全天候磁羅盤導航和大洋天文定位技術。

　　北宋朱彧在宣和元年（1119）所著的《萍洲可談》中說：“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則觀指南針。”這是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人類利用指南針進行海上導航的最早文獻記載。指南針一開始僅作為陰晦天氣使用的輔助性導航儀器。但隨著它在航行中展示出來的全天候測向的優(yōu)點，很快就成為海員手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導航儀器。隨著航跡推算對測向定量化的要求，單純的“揆南北”的“指南浮針”與由天干、地支組成的二十四向方位盤組合起來，演進成“針盤”。在此基礎上，又出現(xiàn)了從一地航行到另一地的轉(zhuǎn)向針位點集合技術，形成了“定向行船”所“唯憑”的“針路”，即航路指南。與此同時，中國海員還掌握了通過觀測天體（特別是北極星）的高度，來判定船的地理位置（主要是南北位移）的天文定位技術，從而使航跡推算的船位誤差得到了關鍵性的修正。

　　宋元時海員測量天體高度的工具主要是“望斗”和量天尺。正是憑借磁羅盤定量測向技術與量天尺定位技術，中國海員將“海上絲綢之路”的航路質(zhì)量提高到新的歷史水準。

　　明初以《鄭和航海圖》為代表的優(yōu)秀航海術

　　明初，鄭和航海術將“海上絲綢之路”推進到一個空前輝煌的歷史時期，出現(xiàn)了舉世聞名的鄭和船隊七下西洋。鄭和航海術內(nèi)涵非常豐富，主要體現(xiàn)在集航用海圖與航路指南于一身的《鄭和航海圖》上。

　　其一，在地文航海上，它不但對廣大的西太平洋與北印度洋航區(qū)有具體的地理位置指示及對景寫實描繪，而且對沿途的導航物與礙航物，如山峰、島嶼、淺灘、礁巖、港口等進行了標識，圖中還出現(xiàn)了具有航跡推算與修正技術意義的針路系統(tǒng)。這種針路技術，以磁羅盤定航向，以更數(shù)定航程，預先考慮了航區(qū)的風、流壓差等位移因素，使針劃航跡與實際航跡相吻合，展示了中國傳統(tǒng)航跡推算技術的特色。

　　其二，在天文航海上，主動汲取其他航海者的先進儀器與導航方法，將之與中國傳統(tǒng)的量天尺觀測技術融為一體，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橫渡印度洋的過洋牽星系統(tǒng)。據(jù)附錄在《鄭和航海圖》中的四幅過洋牽星圖來看，鄭和船隊已經(jīng)掌握了縱橫印度洋的最新天文航法。

　　依托鄭和航海術，中國航海者建設“海上絲綢之路”取得了全面的進展：一是開辟了歷史上航程最長的遠洋航路，西北方向上直達波斯灣、阿拉伯海與紅海，西南方向上越過赤道，進入東非的南半球水域；二是建立了多點縱橫交叉的綜合性遠洋航路網(wǎng)絡；三是將橫渡印度洋航路增至七條，發(fā)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作者系大連海事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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