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提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允許試錯、寬容失敗，以提高領導干部謀劃、推動、落實改革的能力，引導干部樹立與全面深化改革相適應的思想作風和擔當精神，最大限度調動廣大干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今年全國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報告政府工作時也提出，大力弘揚創新文化，厚植創新沃土，營造敢為人先、寬容失敗的良好氛圍。然而，在具體實踐中，這個邊界和分寸該如何掌握，該如何正確運用這一指導原則？不少人對此感到困惑。本期特別邀請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教授王世濤分享其思考和研究心得。——編者所謂“試錯”，是英國著名哲學家波普爾創造性地提出的一種科學研究范式，與“證偽”密切相關。波普爾強調，任何經驗事實都具有可證偽性，科學理論都只是暫時的、尚未被證偽的假設，從而否定了將科學等同于真理的迷信。“試錯”是“證偽”的常用方法，即在待解問題上選擇一個可能的應用解法，經過驗證后如果失敗，則選擇另一種可能的解法再接著嘗試，直到產生出正確結果時結束。然而，“試錯”的方法具有一定局限性，它通常在沒有其他可以利用的規則時，適用于問題比較簡單或范圍比較有限的情形。因其比較單調乏味且耗時費力，通常被作為解決問題的最后一種手段。當然，“試錯”并不意味著非理性地任意嘗試，試錯者應當有條理地操控各個變因，從而整理出最有機會成功解決問題的解法。
改革是一種創新，是為前人之未曾為，因此，改革本身就是一個試錯的過程。改革可以寬容試錯，但不能容忍不作為?？梢哉f，應當允許改革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長期以來“摸著石頭過河”在改革過程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改革試錯的寬容存在一定的界限。
首先，寬容試錯不能寬容違法。我國改革開放伊始，法律初創，諸多領域的法律處于空白，許多改革措施無法可依。此時，當然不能因為沒有立法就停下改革的腳步。為了推進改革，鼓勵先行先試，在試錯中摸索，進而為法律的制定和完善積累經驗。然而，隨著我國法律體系的日益完善，改革所涉及的各領域已經逐漸實現了有法可依。此時，應當盡量避免改革的盲動性，過去是“摸著石頭過河”，現在則應當是“沿著法律的航標過河”。
因此，寬容試錯不能逾越法律邊界。特別是在大力推行依法治國的今天，試錯可以寬容，但破壞法律秩序不能寬容，這是一條紅線。以往在改革過程中，有人提出過“良性違法”命題，即當法律滯后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時，基于改革的需要或者善良的愿望，可以突破法律的框架。但問題是：改革本身即是一種試錯，存在“改錯”的可能，為什么要以違法為代價？改革是利益的再次分配及權力的重新配置，誰來保證改革的主導者不是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誰有資格來評判法律是否滯后？如果法律滯后，或者法律不符合特定群體所謂善良的意愿，就可以不再被遵守，那么，社會還會有秩序嗎？當法律的正義性（要符合普遍善良的道德）與法律的規范性（保障國家的法律秩序）發生矛盾沖突時，德國法學家拉德布魯赫的解決方案是：除非法律違反正義達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否則法律應當被遵守?？梢?，在一般情況下，在改革的過程中，法律不能被隨意拋棄、任意突破。因此，當下要轉變傳統改革發展的理念，不能先改革，后立法，而應當是先立法，后改革。應當在法律基礎上，以法律為先導進行改革。
其次，寬容試錯要顧及損益。當沒有明確的法律可以遵循時，改革可以試錯，但必須確保付出更小的代價。誠然，寬容試錯不是無條件地寬容改革失敗，不是容忍公權力的濫用造成不應有的損失。在我國，一些地方領導以改革之名，上任伊始往往提出花樣翻新的城市發展愿景，大搞“政績工程”或“面子工程”，而一旦決策失誤造成國家重大損失時卻很少被問責，其也會借口說改革允許失敗、容忍錯誤。
筆者認為，社會的重大改革，特別是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改革，不能輕易試錯，應當充分論證、謹慎施行。因為社會實踐領域試錯的過程往往是不可逆轉的，一旦造成災難性后果，無法挽回、難以補救。
著名經濟學家李稻葵教授認為，改革的本質是漸進式的改良，而非對現有體制和利益格局的革命。改革本身應該是和平的，應該是利益各方可以平和接受的，而不是通過暴力剝奪的方式強制推行。近年來，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城市道路交通堵塞已經成為很多大城市的通病。居民小區的封閉是城市交通擁堵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將所有城市小區全部開放，實現小區內道路的社會化及道路資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城市道路交通擁堵狀況將大大緩解。所以，有專家建議開放居民小區。果真要將這一體現“具有前瞻性的城市發展理念”的建議付諸實施，卻存在違法、侵權之虞。最近，具有頂層設計性質的文件——《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具體提出了一個指導性原則，就是未來在城市規劃過程中，不再允許設立封閉式小區，而已經建成的封閉式小區要逐步打開。遵循李稻葵提出的改革原則，實現這一領域的改革，需要進行城市規劃法等相關法律的完善，政府應當穩妥推行，充分兼顧各方利益。也就是說，應當通過利益各方平等參與的協商機制達成妥協。只有這樣，這一改革才能被普遍接受，其代價才會降到最低。
再次，當改革有法律規范作為依據時，不能隨意試錯。當新生事物的出現不能被現行法律的調整范圍所涵蓋時，改革應否試錯，如何試錯呢？對于近兩年出現的“專車”服務，由于現行法規制度的局限，交通運輸主管部門尚無法對“專車”司機的駕駛資格、服務質量進行有效管控，在實踐中暴露出一些問題，因此，有人主張“一禁了之”。然而，當下傳統出租車并不能很好滿足人們的個性化出行需求，“專車”的出現，也確實改善了個性化出行的條件。因此，有經濟學者認為，交通運輸主管部門應當放松對“專車”的管制，大力扶持其發展。由于頂層設計尚不明朗，各地交通運輸主管部門實際上正在分別進行“試錯”：一些省市的交通運輸主管部門默許“專車”存在，對其采取放任態度；而有些省市的交通運輸主管部門則將其視為“黑車”進行查處。對此，交通運輸部的原則是：既不放任也不禁止，將“量體裁衣”設計新的管理制度，給“專車”這一全新服務方式一條合法的出路，依法合規鼓勵其規范發展。
寬容試錯還要防止改革過程中非理性地冒進，我國建國初期曾因為冒進付出過慘痛代價，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不能讓這樣的悲劇重演。在依法治國的今天，更不能讓試錯成為權力專斷、任性的“盾牌”。
?。ㄗ髡呦荡筮B海事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